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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故事 探贵州民族教育的前世今生

  • 教育论文
  • 2021-05-10

高应昶

[摘 要]世居贵州的十七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各异,相互交流不易。很久以前,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程度十分低下,进入学校享受文化学习的机会更少。明清时期兴起的学校教育是以儒家文化来“熏陶”少数民族民众的“性情”,以利于统治,虽然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提高,但实难成为真正的民族教育。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其同样不是真正的民族教育,其目的更是别有用心。新中国人民政权建立后,贵州少数民族教育才进入兴盛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全境不仅全面实行了义务教育,而且民族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切实的推行和发展。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前世今生进行系统性探讨,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民族教育的方向,提升民族文化,同时丰富民族社会的发展成果。

[关键词]民族教育;历史;贵州

[中图分类号] G7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48-0-04[收稿日期] 2020-10-04

贵州的两大特点就是山多、民族多。世居贵州的民族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畬、毛南、蒙古、仫佬、满、羌等十八个民族,而中国的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和水族人口历史以来就主要居住在贵州,占全国同一民族总人口的50%—98%以上[1]。

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各异,相互交流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很久以前,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程度十分低下,进入学校享受文化学习的机会更少。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皆是以儒家文化“熏陶”少数民族民众的“性情”,以利于统治;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更是别有用心。它们虽然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但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民族教育。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贵州少数民族教育才进入兴盛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全境不仅全面实行了义务教育,而且民族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切实的推行和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贵州民族教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但皆以时段式研究介绍民族教育在民族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少有对其进行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的系统性研究介绍,有利于今天更好地把握民族教育的方向,提升民族文化,同时丰富民族社会的发展成果。

一、明清时期贵州民族教育萌兴

贵州历史上曾经历过夜郎等郡国并立、经制州县、羁縻州县与藩国并存、土流合治等几大阶段,但学校教育始终没有在各民族中形成。少数民族群体由于没有文字,教育长期保持着最原始的生产生活活动形成的言传身教形式。

明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进京面见皇帝朱元璋辞归之时,朱元璋说:“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2]洪武十七年七月,者额即“遣其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等十六人入太学”,标志着贵州少数民族土官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开始。朱元璋对这些土官子弟“命赐太袭衣、靴、袜”[2],给以特别的优惠。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播州、贵州二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到朝廷觐见朱元璋,并請求留在国子监读书时,朱元璋认为,“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民天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把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纳入太学学习作为“安边之道”,“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羡”,于是命国子监“时允其请。尔等善为训政,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远之心”[2]。自此之后,贵州各土司派送子弟入中央国子监读书者不计其数,并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和优惠。朱元璋实施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化”,使贵州少数民族进入学校教育的历史进程之中。

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监察御史裴祖上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读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2]这道关于在贵州开设学校教育,以达到少数民族民众“王化”的上书,得到皇帝的同意,兴起了贵州各地创办学校教育的热潮。以至到后来,土司子弟要承袭父职之时,都必须经过各级儒学受业,否则“不准承袭”土司之职,成了明清时期的定制。

明、清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学校教育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除少数民族土司子弟能够进入太学接受高等教育外,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子弟只能接受基本的文化学习。其二,少数民族子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其所学的主要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基本忽视了本民族文化的教育。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的“社学”,清朝的“义学”,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俊秀子弟”,“使之入学,一体科举,一体廪贡,以观上国威仪,俾其渐观礼数”,但皆是以儒家文化来“熏陶”少数民族民众的“性情”,以达到“变化其丑类,彰我朝一统车书之盛”的目的[3] 。而且,这类以儒学文化传授为主的“社学”或“义学”,在乾隆中期皆被以“苗地遍立社学,并择内地社师训教,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必奸诈百出,请密饬地方官……徐行裁汰……渐次停撤”[4],以致渐次消失,直到咸同年间贵州少数民族大起义被平定后,才又为清政府所重视,重开义学。

二、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兴办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接踵而来并进入贵州。但由于汉人对其信奉者较少,传教者便把注意力转向少数民族。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英籍传教士柏格里到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民众中传教,创办教会学校“光华小学”,免费入学,且首创我国男女同校授课先例。至1915年,“光华小学”及其众多分校的在校学生达400多人,皆为苗族。到抗日战争期间,被命名为边疆小学,学校发展到50多所,学生2000余人。1941年又创办边疆民族中学。到1949年,由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多达数千人,升入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蒙藏学校等大专院校学生多达30多人,成为贵州境内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地区,达5名/万人[5]。1949年时,贵州全省大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例仅为0.9/万人[6]。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到安顺苗区传教,并开办“苗民义务学校”“乐育高等学校”,先后从安顺、织金、水城、纳雍等县招收了一批苗族子弟入学读书学经。同时还在苗族村寨兴办苗族义校和在县城兴办教会学校。其中,等堆学校(后名“敬一学校”、继名普定“东坪乡第二中心学校”)成了普定、安顺、平坝、织金等县的苗族文化中心。到1949年,从等堆学校毕业学生达1000余人(不完全统计),期间升入大学者达50余人,大学毕业者8人[5]。随着基督教教会势力的发展,教会学校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教育机构。

不可否认,基督教教会学校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兴起,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为后来的民族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教会学校实施的同样不是真正的民族教育。尽管在石门坎苗族学校,英籍传教士柏格里与苗族民众同吃同住,改着苗装,学说苗语,但其目的并不单纯,如其课堂教学每周必须上神学课,主要学习圣经;到高年级时,还要求学生每周背诵一两段经文;16岁以上的学生必须参加做礼拜[1]。因此,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一度下令取缔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一度被要求改建为边疆学校(因抗战全面展开未能完全实施)。

三、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学校的试办

国家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民族教育始于民国25年(1936)。当年,贵州省在贵阳高坡、黄平、关岭、荔波、台拱(今台江)、水城、威宁、安南(今睛隆)、丹江(今丹寨)、定番(今惠水)、罗甸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了12所省立小学,皆命名为“贵州省XX初级小学”。次年起,爱国华侨胡文虎及本省地方人士也纷纷入捐办学,如“贵州省立水城小学”(今纳雍以角民族小学)。抗战期间,国立贵阳师范学校也兴办过村寨教育实验区和山寨小学,如榕江县车江乡寨头区村寨教育实验区;国立榕江师范学校也通过节省经费,开办如第一、第二山寨小学等。同年,国民党驻军军长杨森在安顺与苗族知识分子杨庆安等人,组织“安顺苗夷文化促进会”,开办第一、第二、第三3所中华小学及中正民众学校(后因杨调防,皆停办),等。

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不仅在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年龄上放宽到20多岁(已婚者也可入学),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大改进。除按国家统一教材进行教学外,内容还必须包括:提高国家观念及中华民族意识;提倡国族同源中心理论;认识与崇敬领袖;发扬本民族固有的勤劳、俭朴、忠勇等性格;去除保守苟安等心理。民族学校的各方面条件比其他学校要好,如校舍较好,学校有围墙、花园、不同运动场所及多样音乐器材等。省立民族学校学生免交学杂费,并免费发放书籍、笔墨、纸砚和作业本,节假日还免费发放如粽子、月饼及民族节日的特殊食品和糖果等[1]。

民国以前没有专设的民族中学,只在中等学校有少量少数民族学生。据1950年调查,当年贵州省在校少数民族中学生仅1655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4.9%[1]。

四、新中国时期贵州民族学校和民族教育的兴盛

贵州解放后,贵州民族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兴盛的发展道路。

(一)初级民族教育的发展

1950年12月9日,贵州省通过《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民族工作的具体任务:一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四是发展文化教育……同月,国家批准了贵州《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指示》。依据这个《指示》精神,1951年贵州省文教厅拨出80万斤粮食,在原各地校舍具备的条件下,办理少数民族初级小学20所,容纳儿童4000人;原少数民族小学,尽量续办;如本地区已有完小,则在完小内酌设少数民族班次,省里酌情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同时改造少数民族地区的私塾学校,主要是教师的思想改造、教学内容,废除四书五经等教学课本。全省在1950年年初实际开办了民族小学22所,学生4186人。至下半年,学生增加到5222人。到1952年增加到72所民族小学,学生人数达25860人。到1956年,民族小学增加到267所;1959年增加到1758所。其他完小也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人数从1950年的20101人,至1956年时增加到329422人,占小学总数的22.1%;至1959年时增加到560778人,占小学生总数的24.1%。到1980年时,贵州少数民族小学生入学人数达781355人,1987年增加到1999890人,占学生总数30.55%[1]。

随着小学的发展,民族中学也纷纷兴起。1951年初,贵州第一所民族中学—惠水民族中学成立。至1959年增加到33所。民族学生也从1950年的1655人,增加到1959年的23404人,占中学生总数16.77%。1980年,全省少数民族中学入学人数达139459人,1984年增至161052人,1987年增加到265197人,占比26.7%[1]。

貴州民族中小学普遍开设,除了按国家规定的课程教学外,还根据各民族特点,开设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即实行双语教学。这时,石门坎一带已在进行苗汉双语教学。1956年5月,国家派专家帮助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创制民族文字。6月15日,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成立,并在贵阳召开民族语文工作会议。1957年,创制的苗文、布依文和侗文方案开始教学试验,4所民族语文学校招生苗文学员245人,布依文学员155人。60年代后一度中断。1981年贵州恢复了4个民族7种文字的试点工作。1983年,贵州发布《关于在民族学校进行民族语文教学实验的通知》,使民族文字的实验推广由农村扫盲进入正规学校教学,由单一的民族语文教学发展为汉语和民族语文的双语文教学。1986年,全省共有3535个班实行双语文教学,学生多达12万余人。并发行了民族语文小学课本6种。在推行双语教学的教育过程中,注重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及风俗习惯教育,如开设了民族政策课;在各科教学过程中,结合本民族和地区特点补充有关内容,如历史课讲授本民族和家乡的英雄人物及其历史等;同时,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从而保证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还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子女进入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打下了基础[1]。

(二)贵州民族高等院校的创办

少数民族中学的稳步发展,为民族高等教育学校的创办夯实了基础。1951年5月,贵州创办了贵州民族学院,主要招收少数民族青年,以适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对干部的急需。创办后首招普通政治班,主要学习马列理论和国家的政策法令。1953年开始招收少数民族政策研究班、在职少数民族干部政治班、在职少数民族干部文化班,调训少数民族县、区两级干部。1955年,增设大专预科班。1956年,筹建大学专科。1957年开办师范艺术专修班。1958年创办民族语文系和艺术系。同时继续开办在职干部政治班、文化班和预科班,并增设民族语文班和艺术附中。从1951年至1958年,贵州民族学院共招收苗、布依、侗、彝、水、回等民族学生4585人,毕业3949人,基本都回到了民族地区工作。全省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从1950年的2%升到1956年的40%[1]。

贵州民族学院专门编写了一部《伟大的中国》教材,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教育各民族学生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培养学生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意识;教育学生用科学的观点正确对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上对少数民族学生关心照顾。1951年始招生时,学生在校期间实行供给制,生活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学习两年以上的还发给民族服装。1956年后,实行人民助学金制,每一个少数民族学生皆享受人民助学金[7]。

(三)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的兴办[1]

随着民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民族教育师资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为此,贵州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得以兴起与发展。1977年,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黔西南民族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并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至1987年,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设有政治教育、中文、英语、音乐、美术、数学、物理、化学8个专业,学制三年,并设有预科、民族教育研究所和附属中学;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设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政史6个专业,学制三年,另设有二年制党政干部专修班和民族预科班和附属小学;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设有政史、中文、英语 、数学、物理、化学、体育7个专业,学制三年,也设有民族预科班。

为了更好保障民族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贵州境内各大学及国内许多知名大学,如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的民族预科班,在贵州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以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1983年,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开办民族预科班。1984年贵州民族学院恢复开办民族预科班,皆择优录取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1986年,黔南民族医药专科学校成立,首次招生159人。

五、小结

经对贵州民族教育的前世今生进行历史的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贵州民族教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追求的新中国时期,才得到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发展才会真正促进各个少数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同时也丰富少数民族人民特有的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員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453-454、458、459-461、461-463(《贵州民族志》第7页计为33.17万人。此处从《教育志》)、463-465、466、473、473-475.

[2]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6、44、74-75、96.

[3]贵州通史编纂委员会.贵州通史(三).民国时期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1201.

[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2,80.

[6]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编.贵州六十年(1949-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7]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469-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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