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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

作者:吉亚辉 陈智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 论文栏目:经济论文     更新时间:2019-02-11   浏览

吉亚辉陈智

贸易自由、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2006-2015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贸易自由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都对新型城镇化水平产生一定影响,且贸易自由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而产业集聚程度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先促进再抑制,呈倒“U”型。这启示我们: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要充分利用产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水平,依靠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通过促进产城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贸易自由 产业集聚 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對外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国内正在加速推进以产业集聚为主要特点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本文将从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国内外研究综述

城镇化本身就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大量聚集,这种聚集效应对于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就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了研究:城市中集聚经济确实存在,并且随着城市密度的增加生产力会提高。一个厂商的生产力对另一个厂商的影响会随着这两者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聚集在大城市中心的企业之所以比那些在中小城市聚集的企业更有生产力的原因,是由于其分享的这种聚集的外部性更大(Robert E.,2001)。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确实存在必然的联系。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吸引人口、提高地区竞争力和为城市化扩展空间促进城市化的进程(赵昕,2007)。城市群依托产业集聚发展,最终落脚点还在于产业集聚的内部稳定性(张云飞,2014)。产业集聚发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必要基础和重要支撑,产业集聚又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施同兵,2015)。新型城镇化将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为城镇建设贡献巨额的资金和足够的就业岗位,只有立足于产业之上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叶琪,2014)。从长期看,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呈现单向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双向互动因果关系(潘文卿等,2012)。以上充分说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确实存在重要的互动关系,分析产业集聚对于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很有必要。

也有人研究了贸易开放程度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对产业的选址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城镇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Gordon H.,1998)。徐春祥等(2014)基于198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贸易开放呈现“U”形关系,而与城镇化呈倒“U”形,且我国正处于这两条曲线的右半段。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此外,贸易开放程度提升更有利于基础设施更好的地区的增长,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熊灵等,2012)。贸易通过行业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促进城镇化的进程。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城镇化的不竭动力(徐静,2013)。由此看来,贸易开放对于城镇化确实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提升贸易开放度能加快城镇化进程。

有学者就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三者互动关系做了一些研究,但这方面的文献较少。当贸易开放度很低时,产业集聚会阻碍城镇化进程,而随着其进一步增大,则会推动城镇化进程(徐静,2013)。贸易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城镇化能为为工业品的生产提供大量的价格低廉的要素,从而促进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又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从而只能大量地进行对外贸易(徐静,2013)。

综上,贸易自由、产业集聚程度与城镇化水平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相互影响机制。已有文献虽有三者相互之间影响关系的一些研究,但鲜有考虑空间因素进行分析的。本文将利用2006-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空间的角度研究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我国省(市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三者的关系。为考察贸易自由程度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特加入贸易自由程度与产业集聚程度的交乘项。具体计量模型如下式:

(1)

在式(1)中,下标t代表时间,下标i代表本文研究中选取的我国除西藏外其它30个省(市区),γ代表地区固定效应,f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UR表示城镇化水平,AGG表示产业集聚程度,TR为贸易自由水平,其中AGG和TR为主要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产业升级水平(IN)、城乡收入差距(DIF)、人均GDP(GDPP)、教育水平(EDU)、政府干预程度(GOV)。

(二)数据处理及来源

城镇化水平(UR)用一国或一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产业集聚程度(AGG)选用区位熵计算产业集中程度,区位熵指一地区特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该地区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具体的表达式为:

式中X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i Xij表示j地区总就业人数,∑j Xij表示全国i产业的就业人数,∑ i ∑ j Xij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总就业人数。本文选取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区位熵衡量各区域产业集聚程度。若该指数大于1,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比较显著;反之则表示该区域产业集聚现象不明显。贸易自由水平(TR)用贸易依存度(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表示;产业升级水平(IN)、收入分配差距(DIF)、教育水平(EDU)、政府干预程度(GOV)、经济发展水平(GDPP)都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分别用第二、三产业与GDP比值、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值、各地区高等学校数、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和人均GDP表示。

本文中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2006-2015年部分(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故略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因此为消除可能的异方差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另外,为避免实证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故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检验发现各变量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面板数据稳定(见表1)。

2.回归估计。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开放程度、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本文选择了不含平方项和含平方项的模型估计。经豪斯曼检验可知,不含平方项和含平方项的模型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从调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含平方项的模型解释程度要好于不含平方项的模型,故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的关系。从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几點结论:

产业集聚程度(lnAGG):β1=0.2589,β2=-0.3446;不含平方项系数为正,含平方项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各地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具体来说,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会通过聚集效应吸引要素的大量集中;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则会产生拥挤效应,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分散,不利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目前还处于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进程的阶段。

贸易自由度(lnTR):β3=0.0446,β4=0.0070;不含平方项系数为正,含平方项也为正,且都显著。说明对外贸易能促进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且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高。

贸易自由度与产业集聚程度交乘项(lnTRlnAGG):β5=0.1368;贸易自由程度与产业集聚程度的交乘项系数为正。说明贸易自由程度高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也高,贸易自由对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产业升级水平(lnIN)的系数为负,说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收入分配差距(INDIF)的系数为正,说明正是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迫切地想要进城寻找工作机会,从而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经济发展水平(lnGDPP)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教育水平(lnEDU)的系数为负,说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高校没有很好地与企业合作,研究成果商业化程度较低,无法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从而无法吸引产业的大量集聚。政府干预程度(lnGOV)的系数为正,说明政府的适度干预能引导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同时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考虑到贸易自由、产业集聚等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故选择它们的滞后项作为各自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结论与建议

贸易自由、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共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贸易自由、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不同,贸易自由对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产业集聚能加快新型城镇化的过程。

继续提升贸易自由水平。未来我国应不断提升对外贸易自由的水平,逐步扩大贸易规模,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的入驻,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城市群与城市带建设,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我国要通过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充分发挥“干中学”效应,从而更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功走出被“俘获”的低端锁定的不利地位。

不断降低贸易成本。政府配置资源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这是有利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但政府过度干预也是造成新型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应进一步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贸易的便利程度,不断降低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应该逐渐消除区域市场壁垒,解决市场分割问题。上世纪我国政府为促使改革成功,实施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东南沿海地区凭借着其靠近港口的有利交通优势获得了较大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贸易成本太高,难以在与东部地区的竞争中获得较大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也屡见不鲜,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受到进入地方政府的限制从而无法进入到这些地区的市场。地方政府要摒弃地区GDP优先的考虑原则,要更多地吸纳有竞争力的企业集聚,促进生产要素的区际间的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加快区域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从而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同时,贸易成本较高地区的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降低贸易成本。

加快推进产城融合。新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有良好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政府要进一步为产业在一定空间的集聚创造良好的环境,如实施优惠政策、补贴等,从而更好吸引产业的集聚。产业的集聚能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企业聚集,同时又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有利于全面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人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1.Robert E. Lucas.Externalities and Cities[J],2001,4(2)

2.赵昕.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J].经济与管理,2007(11)

3.张云飞.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地理,2014(1)

4.施同兵.区域产业转移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机制与政策取向[J].广东社会科学,2015(4)

5.叶琪.论区域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互动[J].华东经济管理,2014(8)

6.潘文卿,刘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7.Gordon H. Hanson. Regional adjust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J],1998,28(4)

8.徐春祥,韩召龙.贸易开放、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9.熊灵,魏伟,杨勇.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1987-2009[J].经济学(季刊),2012(3)

10.徐静.论贸易开放度对中国城镇化区域性失衡的影响[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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