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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凯西《飞越疯人院》对后现代社会专制主义下人的精神危机的揭示

作者:许建忠 来源:北方文学 论文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1-19   浏览

许建忠

摘要:肯·凯西通过他的后现代主义力作《飞越疯人院》,提出了一些深刻而重大的有关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问题。正如美国现代主义以降的其他后现代主义文学书写一样,无数人行尸走肉般、极其疲惫地生存于现实社会里。人生活在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威权的双重压力下,到处是形形色色碎片化的人物。人们普遍感到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情绪压抑,充满了无力感,没有能力成为身心健康的人,又不知道逃亡何处。对于美国人来说,向北《逃亡加拿大》? 一个现代文明浸淫稍微缓慢一点的地方?一个文化更加多元,专制主义力量相对薄弱之处? 一个权宜之计?

关键词:肯·凯西;后现代问题;人的碎片化;超越

肯·凯西使用美国文学惯用的象征主义手法以及奇特的后现代感觉错乱的叙事方式,通过描写布拉姆登·酋长,一位印第安人在一所疯人院装聋作哑的生活。布拉姆登·酋长通过深度参与、观察、体验和研究象征着国家机器的疯人院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精神危机,无奈之下捂死被疯人院摘除小脑的好朋友麦克·墨菲,成功逃离疯人院,消失于暮色中,逃亡加拿大亦真亦幻的故事。与其说肯·凯西作品折射的是一些非常重大的美国后现代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在对整个人类后现代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反思。独特的视觉与笔触引发人们对如何超越现代后现代的虚无与弊病进行深度思考。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写到,“查拉图斯特拉行走在人群中,如行走在人的碎片中,没有人,只有人的碎片。” 肯·凯西笔下,布拉姆登眼里的世界就是一个布满了人的碎片的世界。人深受机械机器和社会机器双重压迫与残害,到处是异化了的人,人的碎片,行尸走肉。文明世界的主流社会并没有给全社会带来幸福,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国家机器在普遍反对传统专制主义、乌托邦专制主义的名义下又形成了资本威权与国家机器威权相结合的更可怕的专制主义。战争遗留问题、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冷漠、缺乏关爱的问题。人们要么卑躬屈膝、战战兢兢地屈服于专制主义,成为形式上自由的国家机器的奴仆,要么成为挑战威权的牺牲品。疯人院里的病人都是精神崩溃者,医护人员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医院以外的人也是精神崩溃者,精神危机者。

肯·凯西对现代文明的认识视野不仅不同于现代主义以前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而且试图把人类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受到西方文明长时间压迫、歧视、生存现状堪忧的古老文明,印第安人文明。这和美国主流意识,尤其是长时间以来一代又一代白人至上意识的知识分子泾渭分明。比如书写了浸透着殖民主义意识的《海华沙之歌》的诗人朗费罗。肯·凯西对不同文明的审视与希望寄托视野更像是争议人物埃兹拉·庞德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顶礼膜拜。

叙述者的姓是布拉姆登,名字是寓意深长的一个词“酋长”。疯人院病人的酋长? 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 还是地球村部落的酋长?酋长是作者的代言人,一个精神遭受迫害,精神状态时不时有些问题的冷眼旁观者。酋长看到 “那些黑人小子在大厅里进行性交”,这是一种亦真亦幻的精神状态。和托尼·莫尼森《宠儿》里女黑奴赛丝的精神状态相似。赛丝因为不愿意让自己尚处于幼儿时期的女儿落入奴隶主之手,用残忍的方式亲手杀死女儿,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女儿的墓碑而精神崩溃。塞丝感觉她的女儿一直生活在家里。都是种族和个体遭受的凌辱在潜意识里的浮现。布拉姆登酋长身材高大,少年时期过着阳光明媚的生活,是各种体育运动中的中坚力量,象征着印第安人在白人侵入美洲之前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布拉姆登的父亲更是一个巨人,“也许是全俄勒冈或是加利福利亚最高大的印第安人”。

布拉姆登是一个混血儿,她的母亲是一个要在肉体和精神上漂白他们印第安人的白人,是欧洲人觊觎和侵占他们家园的使者、一个卧底。他的父亲为了维护印第安人的土地权益拒绝白人的威逼利诱。当他的白人母亲与其他白人狼狈为奸欺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借酒浇愁郁闷至死的时候,布拉姆登的精神世界失常了。他经常出现幻觉,那是精神世界遭受创伤的结果。他永远地保持了沉默,成为事实上聋哑人。只是失去了话语权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审视者。医院里那几个黑人打手的母亲姐妹也曾经遭受过白人的强暴。只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处于另外一种不正常状态,既是受虐狂,也是虐待狂。他们既没有飞越疯人院的能力,也没有获得重生的愿望。

《飞越疯人院》的象征主义意象俯拾皆是而且寓意深刻地折射现实生活。“看到酋长之后把扫地的扫帚递给了他们謔称为大扫帚的酋长。” 肯·凯西让人把“酋长”謔称大扫帚,以用心良苦的两个象征展开叙事,精神肮脏混乱的地方是美国现代生活的写照;寄希望于异质文化代表者酋长将这一切扫除干净。然而他有没有那样的能力?人类社会有没有那样的能力? 一时间他自己都苦于没有脱身之计,精神世界在沉默中進行痛苦地挣扎。深刻的伤害给他无力感。他需要一个契机。

布拉姆登·酋长把统治着精神病院的护士长瑞秋称之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因为那是他知道的最强大有力的机器。护士长瑞秋把碎片一样的病人分成各种类别。有很多像比利·比比特一类被认为有可能治愈的急性病患者。比利·比比特的病状是神经质,害羞而且孩子气。是既有恋母情结,又惧怕母亲,因此胆小怕事的 “告密者”。他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正确的社会化教育,在他母亲的威胁羞辱下生活。他具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经常自残,数次自杀未遂。比利对于女性有极度的恐惧感。迈克·墨菲为了减轻他对女人的恐惧感,想办法把一个妓女带进精神病院,让比利与其发生性关系。他于是“失去童真”,感受到性带来的快乐,并且说出了过去从来没有可能说出的话,他爱那个女人,想和她结婚。可是他太害怕他的母亲了,当瑞秋护士长威胁他要告诉他母亲的时候,终于情绪失控,割喉自尽了。戴尔·哈丁,一个知识分子,在迈克·墨菲到来之前他是病人公认的领袖人物。他相貌英俊,口才很好,在倾诉治疗过程中,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让自己蒙羞的同性恋根源。他妻子美丽动人,他感觉无法满足妻子的性需求。在哈丁的意识里,妻子的每一个眼神都在勾搭其他男子。他为此痛苦不堪,有家难回。

乔治·索伦森是一个洁癖症患者。他成天不停的在精神病院的饮水处洗手。在迈克·墨菲说服病人们冒险偷船出海钓鱼的过程中,他说出了折磨自己的痛苦根源。二战期间他是一搜鱼雷舰的舰长,战争结束后他受到迫害,强制离开岗位。查理·切斯维克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咋咋呼呼,胡吹乱侃,但是内心世界极度空虚的病人,他成天要求更换病房。这个人从来没有勇气面对一切事情的真相,没有勇气去深刻理解任何事物。他之所以成为迈克·墨菲的朋友,是因为迈克·墨菲能够替他说出自己的心声。当他看到迈克·墨菲得知他可能永远不可能离开疯人院而一度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便自溺于游泳池。马提尼是一个严重的药物致幻病人。严重的幻觉与焦虑症让他发狂。一想到疯人院的电击疗法就让他生不如死。斯坎伦沉迷于自我暴露和自残,他接近于那些无法治愈的植物型病人。吉姆·西菲特和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森是癫痫病患者。吉姆因为害怕掉牙而拒绝服用抗癫痫药物,布鲁斯却因为抢夺吞服过量药物而老是掉牙。

更严重的慢性病人被归类为行尸走肉,轮椅上的人以及植物人。这一类病人是永远不可能被治愈的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植物人。可怜的洛克利因为“爱捣乱”,老早就在精神病院被摘除了小脑,用医学术语讲就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他成天坐在那里盯着妻子的照片,时而口吐肮脏而亵渎的语言。艾力斯由于接受电击疗法而成了植物人,总是靠墙站立,伸出双手摆出一副令人不安的救世主的姿态。彼得·班悉尼出生时有轻微的脑部损伤。长大以后设法在铁路部门找到工作,从事扳道岔的简单劳动。可是扳道岔自动化让他失去工作,没有了谋生之计,被精神病院“慈善”地收留。布拉姆登·酋长记得彼得唯一一次情绪失控,他猛烈敲击栏杆,告诉其他病人他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出生时就死了。儒勒是一个精神严重失常者。他不停地说“看啊,看啊,看啊”,经常试图爬到墙上去。一天晚上他坐在马桶上自己阉割了自己,在其他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失血致死。

布拉斯迪克是上了年纪的植物人。在迈克·墨菲来的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布拉姆登酋长好像“梦见”布拉斯迪克被人绑着脚后跟悬挂起来,腹部割开,内脏流了一地。第二天早上病人们被告知老布拉斯迪克在昨天晚上已经死了。布拉姆登酋长非常痛苦,他一时间不能确定是他的幻觉还是他无意中看到的真相。因为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被容许自由走动的人。拉夫伽底以前是一个职业足球队员。他在比赛中脑部遭受严重损伤,额头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固定过脑骨头的夹板印子。是他告诉迈克墨菲,精神病院和监狱不一样。只要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不容许病人离开这里,他们就永远不可能离开。马特森上校更是精神病院的老病人了,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他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早已经离不开轮椅了。他成天挥舞美国国旗,而且用别人不能理解的隐喻解释眼前的事物。

不管是属于哪一类,这些“人的碎片”都不能离开疯人院了。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与借口,可是有一样的命运,不能离开了。共同点是没有能力了,没有办法与方向了,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尽管生活在地狱一样的精神医院,时刻面临着其他病人的羞辱与欺凌,动辄面对精神病院医护人员的殴打、电击甚至于摘除脑子的强制性治疗,可是他们都不愿意离开精神病院,他们认为精神病院外面的世界更加可怕。尽管个别病人也时不时意识到即使他们想离开,精神病院也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于是他们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让我再等一等”。他们内心世界的压力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且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外部压力。无论是药物治疗,心理疏导,都无法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非法”得到的药物、酒精,性都是精神世界暂时的安慰剂。就连那些娱乐活动都不能让他们真正地得到精神上的轻松愉快。后来布拉姆登·酋长明白了,就算是迈克·墨菲给他们打开了让他们离开的窗口,他们都没有勇气离开。这也让布拉姆登·酋长在最后关头孑然一身离开做好了思想准备。这些“人的碎片”无家可归,有家难回。毫无疑问,每个时期每个社会形态都会有人的碎片化问题。任何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人性中的扭曲變形难以避免。然而这些人物碎片,在肯·凯西笔下确实成了现代后现代机械机器与社会机器文明彻底胜利的衍生物、所谓社会进步的牺牲品。

布拉姆登·酋长称之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大护士瑞秋是控制机器中枢神经的象征。她在麦克·墨菲到来之前,尽职尽责、按部就班、非常出色地完成控制这样一些碎片的任务。她是工作能力出色的职场女强人,身上透露出国家机器赋予她的不可抗拒的威权气息。这里是她的独立王国,她可以颐指气使。她怂恿病人与病人作对,相互监视、告密。她利用病人精神状态的缺陷,譬如恐惧,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比利在与妓女桑迪发生关系之后,她知道比利非常害怕他母亲,她威胁要告诉比利的母亲,结果可怜的比利在极度恐惧中割喉自尽了。不过这一次她也差一点死于盛怒之下的麦克·墨菲之手。她不能容忍病人们任何形式的不听话不服从,不能容忍一丁点有可能损害她的管理秩序的活动和行为。在她统治的这个王国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会对任何逾矩行为根据自己的绝对意志做出决定还以颜色。她坐在用玻璃隔开的监视室里,用冰冷的钢铁控制面板操纵一切,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一切。她享受绝对权利给她带来的快感。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运转是那样的畅行无阻。她无需亲自动手,无需提高声音,凭借权利威力的惯性,这台机器就可以行之有效,准确无误地运行。她有极高的自制力,从容不迫,充满了冷漠冰冷的自信,是机器自动化的典范,她本身就是一部机器。

《飞越疯人院》反对、批判国家机器专制主义的寓意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批判目标,批判视野和批判的时代背景与反对传统乌托邦专制主义的作品有所不同。人类历史的演进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充满悖论过程。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向往理想国,乌托邦。然而,当乌托邦变成现实的时候,的确也存在许多问题的乌托邦国家出现的时候,生活中具体的问题也激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及批判。比如扎米亚金写于1920年的《我们》揭露了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成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又直接影响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年),它们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也是批判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经典。对《飞越疯人院》与这些作品之间关系的分析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话题。

如果说《飞越疯人院》的精神病病房是对后现代世界的一个隐喻,那么大护士瑞秋就是这个威权体制冰冷的操纵者,统治者。她制定的有效的管理体系以及她的铁腕统治让病人们向她俯首称臣。她以摧毁他人的人性与人权为代价得到了她想要的那种没有人的个性差异的“统一性”与“均衡性”。病人们只能按照瑞秋护士的思想进行思考和感觉,只能按照那个体系告诉他们的方式生活。根本没有对他们身心健康有效地治疗与改变,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病人们没有正常的微笑,他们只能如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零部件一样机械地生活,做机械运动。“人是社会的机器”,在这里是机器碎片。人的异化,包括瑞秋护士的异化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讽刺的笔锋直指机器文明时代等级分化,国家机器的强权。麦克·墨菲以及他的追随者和瑞秋护士以及她的扈从之间的斗争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批判与阶级斗争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麦克·墨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 这样的哲学概括适用于任何人,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和追求绝对自由的人。麦克·墨菲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斗争,而且毁灭于追求自由的斗争中。作为美国社会价值观支柱的个人主义和追求自由遭到肯·凯西无情的嘲讽。一方面,麦克·墨菲追求自由的个性和行为犹如一个普罗米修斯,一个救世主,闪耀着许多美好的人性光环。另一方面,由于他没有领悟真正自由的真谛。最后只能成为为自由而奋斗的牺牲品。

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由分为三个方面,天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自由。从这种视野来看,麦克·墨菲没有理解真正自由的含义。进入精神病院之前他因为性侵和其他犯罪几度入狱。因为受不了服刑期间在农场的劳动之苦,他自以为聪明地假装精神病人而来到精神病院。进入精神病院以后,他更受不了所有的约束。因此引导病人们和精神病院的管理者进行斗争。他对自由的理解只是限于天然状态下的自由层面。自然人服从自然法则,自爱和怜悯。自然人智力低下,理性尚未发出来,缺乏自我意识,听凭情感行事。自然层面的自由体现为感性的任意性。这种自由并不等于自主,更谈不上自我认识。他们的自由特指基于没有私人占有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平等状态。他没有进入的社会自由的状态,因此麦克·墨菲只能成为与社会机器进行斗争的牺牲品。脑部切除和钉上十字架相比,没有光荣,只有遗憾与羞辱。

在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与良好的公序良俗之下,人才可以获得如卢梭所讲的社会状态下的自由。这时人自身的理性得到发展和不断完善。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的不平等,强烈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废除因受骗上当而被迫签订的社会契约,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新的社会契约使得一个抽象的公共意志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公意体现为法律,人们遵守法律,第一次自觉地承担起了义务,享受着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也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像以往一样自由。” 显然,由于个人缺陷与社会制度的缺陷,许多人不容易获得这种自由,而麦克·墨菲也没有可能获得这种自由。一方面他不能清醒直视社会机器力量有多么强大,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担当公序良俗下的社会责任。他对自由的追求停留在原初状态自由阶段。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从心理学角度对西方文明最重要价值观之一自由进行了论述。人生来需要自由,可是自由发展到极端状态时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就像婴儿必须离开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与社会亦是如此。没有自由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可健康的人必须不断地社会化,再社会化。从这些哲学与心理学角度看,麦克·墨菲就是西方文明极端自由化价值观的牺牲品。

布拉姆登·酋长能够从往昔的伤害中走出来,成长起来,而且成为唯一一个“飞越疯人院”的人,最根本的是自身力量,也是因为麦克·墨菲的出现。他在精神病院经历了无数次的电击,长时期依赖于让他克服恐惧感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的药物。他成天拿着拖布打扫精神病院的地板。他装聋作哑,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行尸走肉。麦克·墨菲鲜明张扬的个性、奋斗精神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给布拉姆登酋长注入了活力,他的自我意识逐渐恢复起来。他开始微笑,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走了出来。记忆力得以恢复,克服了过去心理创伤留下的阴影。更加了解自己,本性自然而然流露出来,重拾过去对生活的勇气。在参与到麦克·墨菲与护士长瑞秋的斗争过程中,尤其是偷船出海钓鱼活动之后,他成熟了起来,决心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地生活。他有超越别人不能超越的困难的力量与智慧。在麦克·墨菲遭受殴打时,他勇敢地站出来与瑞秋的打手们搏斗,拯救了他好朋友的生命。然后,当他看着麦克·墨菲不断地引发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骚乱,而且麦克·墨菲被摘除小脑成为植物人之后,他果断地捂死了麦克·墨菲,结束了朋友苟延残喘的痛苦。

酋长结束麦克·墨菲生不如死的生命是一个好选择,不应该引起争论。举起麦克·墨菲过去试图举起但没有能够举起的压水池,砸开窗户,只身逃离疯人院,在暮色苍茫中奔向心目中向往的自由之地。在最后的决一死战中,胜利者既不是统治者瑞秋,也不是最勇敢的反抗者麦克·墨菲,而是长时期装聋作哑的酋长。此时读者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既不是性格张扬的麦克·墨菲,亦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瑞秋。装聋作哑的酋长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小说是一个酋长从殖民主义者造成的精神伤害中恢复过来,人性得以成熟完整的故事。他是这部小说的焦点所在。他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讲述了故事,俨然就是作家自己,拥有一个完美的观察生活研究人的方法。

小说意味深长之处正是这种角色的互换。控制力量的消弭无形和新力量的成长壮大。而且确定无疑的是,这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由于力量强大的控制者和勇敢的反抗者共谋而来的结果。仅就麦克·墨菲和布拉姆登酋长成长与毁灭的过程来看,作品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秉持的对待人对待生活的不同生存哲学。作者告诉我们,在一个社会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压抑,从众心态越来越普遍的环境下,自我的肯定张扬与自我的适度内敛对于求得生存缺一不可。更值得深思的是作者将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与西方主流文化异质的、遭受西风文明严重浸淫与蹂躏的印第安文明。

作者肯·凯西毕业于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此间因为去一所精神病院实验,接触并数度吸食一种致幻剂而不能自拔。以后师从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因此他笔下的印第安人酋长对西方文明深恶痛绝,并且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飞越疯人院的人。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隐喻,西方文明自我戕害,陷入一种自身无法自救的窘迫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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