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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作者:孙璨 周晨禾 来源:北方文学 论文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7-12   浏览

孙璨周晨禾

摘要: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联系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内容,纵观我国古代哲学史,可以发现在16世纪的重要时间节点,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对后世影响颇深,可以说中国科技的停滞与其不无关系。本文由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出发,试探讨王阳明心学何以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王阳明;心学;科学

一、李约瑟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全名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七大卷二十多分册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他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二、李约瑟难题的表述与解答

李约瑟难题针对中国的疑问可以被表述为两段式,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与之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任鸿隽先生,他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早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题为 《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學?》

李约瑟的第一个问题,尽管科学界有人质疑其是一个伪问题,但他已经在自己与合作者所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尝试作出解答。中国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民族,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西方文明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准。虽然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存在弱点,但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出现。中国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却是我们无可避免要去面对的,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国在技术上还有过许许多多令人自豪的成就,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而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三、16世纪的特殊历史时间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地以自然化的“天地”代替人格化“天帝”的地位。哲学家们纷纷提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宇宙发生论,初步形成了以“道”为核心,以太极、气、阴阳、五行、八卦诸说为线索,以道家、儒家的自然哲学为支柱的、独具特色的自然哲学体系。

在中国古代,一般地说,儒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研究,道家思想虽然从本质上就蕴含着对自然研究的重视,但他们都是信奉“天人合一”,崇尚整体思维,缺乏西方那样的理性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精神,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深刻地影响并调节着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整体思维,不是把研究对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取出来,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研究,而是面对这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并参与其中,直接去感受与领悟。以这种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当然难以通过抽象思维的逻辑过程,找出若干最简单的规定,再运用归纳或演绎,构建出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整体思维”与“经验技能”两维互补的思维结构,正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赖以实现的独特的思维结构。

自16世纪起及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思想学派,就是姚江学派,其创立者就是明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他所创立的心学影响巨大。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说思想——良知学派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代表作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王阳明于34岁在贵州龙场悟道,35岁到50岁间,将其心学思想完成和完善,提出良知学说;50岁到57岁去世,思想进一步完善与传播。

心学诞生于儒学,但也包含有道家与释家的思想,他提倡的一个核心即是“致良知”,就极有可能来源于道家自晚唐五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内丹学”,从外在自然获取长生不老秘方的想法逐渐转变为向内心世界寻求终极解脱的门径。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无私欲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东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王阳明有一首诗,又称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阳明还提出“知行合一”,即知和行本来的状态就是合一的,“一念发动处便既是行了”。行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在王阳明的理解中,主观意识的流动都可以算作是行。这一理解又与佛教有关,知与行是不可能分开的。虽然关于知和行和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一向都有,但王阳明基于不同的视域融合,促发出了新的境界。王阳明在世时讲学无数,心学风行全国,王阳明死后,心学分为四门七派,将他的思想传承至今。

儒学的本质是追求人的本质成功,和现世的功利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却可以让我们获得信心,求得内心的安定感与幸福感。心学作为儒学的分支,其目标和儒学是一致的,“当圣贤,做君子”。内求和外求都是当圣人的途径,在朱熹的理学中,提倡外求,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则提倡内求,去除贪嗔痴慢疑,即可成为道德上的圣人。

正是心学这样的一种儒学,心学的精神内核是成为圣贤这一道德目标,所有的外部价值未被否定,而是被内在化地吸收了。它引导人们从自我出发,又回到自我,最后宣布了自我的解放。在宋明理学中,由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的思想论,原本是一种外向型攫能取向,但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又被引回到精神的世界。这无疑在精神的层面上弱化了对自然界的攻击性,而把矛头指向自我。人们对于事物的追求与探索,对科学与技术的包容,终于转变为一种柔性的桎梏。总之,由于我们古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文化的束缚,由于我们古人的生活信仰目标受到文化的制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先后顺序,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先从研究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形式开始,然后再遵循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与顺序,再到物理、化学、生物等运动形式;而是一开始就可以在研究复杂的生命运动形式的农学、医学中取得卓然的成就。懂得了这个特色,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足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工艺形态的科学,而不是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由逻辑理论为框架的理论自然科学。

众所周知,中国在走向互联网+时代的征途中,为了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事业,非常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此,我们要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充分认识中西方在文化、哲学、科学方面的差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摈弃盲目自大的国粹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思考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01).

[2]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_兼答_李约瑟难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3]何静.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J].浙江社会科学,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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