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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异化与深度翻译

作者:刘洋 来源:北方文学 论文栏目:文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07-04   浏览

刘洋

摘要:本文通过纵观中国文学翻译史(英译汉译史),发现兴起于晚清时期19世纪70年代的文学翻译(英译汉)主要采用归化译法,且集中在头10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译界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异化法逐渐取得了与归化译法并驾齐驱的地位。异化法的大量使用使得深度翻译成为必须。异化法与深度翻译这组“黄金搭档”将把中国的文学翻译推上新台阶。

关键词:文学翻译;异化;深度翻译

一、中国文学翻译史的几个突出阶段

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起步较晚,相比于中国源远流长的翻译史,外国文学翻译迄今只有短短的140多年历史。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笔者将文学翻译史大致分为6个突出阶段,分别是:

第一,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让国人开了眼界,中国人开始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一同被引进来的还有西方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以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家积极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以启迪国民。他们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但苦于国人思想之狭隘,接受能力的制约,译者大都坚持用文言译作。有的甚至将西方言情与侦探小说译成章回体形式,为的是照顾国人的阅读习惯。毕竟,那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端。如果译者全盘“西化”,保留英语国家的行文风格与习惯,译作不仅起不到教育民众的作用,国人对译作还会感到不知所云。这样说来,像抱着特定翻译目的的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大段改写也就情有可原。可见,虽然严复自己提出“信、达、雅”,他自己及其他人至少在“信”这一方面并没能做到,这是晚清时期文学翻译的真实写照,与当时的国情分不开。正如孙致礼所指出的:“当时,小说被选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 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

第二,20世纪头10年,这是中国文学翻译掀起的第一个高潮。林纾1899年翻译并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他的翻译大都以归化为主。典型的例子有: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很生气时会变成“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要知道,西方是西装革履,礼帽,夹克,牛仔的服饰文化,何来的“拂袖而去”?很显然,译者是为了使译文地道,方便国内读者阅读而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很多人钟爱林纾的翻译作品胜过国人用地道文言所写的文章。尽量减少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的归化译法,林纾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尽管林纾也把“honeymoon”翻译成蜜月,采取了异化法,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引进少量外来词外,基本上没有异化。

第三,1919年“五四”后的十年。这一时期在以鲁迅,郭沫若,矛盾等人为代表的领导和推动下,大力推行白话文,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欧化”的翻译策略开始提出,主张吸收借鉴西语的语言长处以提升汉语的表现力。“欧化”法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早在1918年,鲁迅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992:176)客观地说,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逐字译造成译作生硬。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时期“保留其洋气与异国情调”的翻译主张让异化法颇有“小荷露尖角”之势,异化法开始被少数翻译家所采纳。

第四,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時期的翻译主张是翻译出原文的“神韵”,也是属于归化策略。代表人物有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张谷若翻译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获得巨大成功,而他的翻译原则有二:(1)不能逐字死译;(2)得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他的四字格更是用得出神入化,也为人所称道。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力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陈福康,1992:334)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一时期傅雷的“神似”论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论都主张“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力求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是译文,而像“写作”。这种试图再现原文神韵,读起来像是用自己的母语在写作的翻译主张当然也是归化译法。

第六,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翻译界重新审视归化与异化。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与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让国内译界对归化和异化有了新的认识,翻译家们纷纷认识到,对待归化异化问题不能采取二元对立观点,两种方法可以结合使用,但每种方法使用的层次不同。“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孙致礼,1999:36)通过这次辩论,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文化转向”重视对文学作品里文化问题的研究,异化的翻译策略才正式取得“合法”地位。这样一来,通过分析中国文学翻译史的6个突出阶段,笔者发现归化译法占据文学翻译的大部分时间,异化法通常只是“陪衬”。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孙致礼给出的解释是:从译者队伍来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们做翻译大多沿着“写作”的套路走,即便是一些学者型译家,也是深受“文艺学派”的影响,刻意追求“ 神似”和“ 地道”。加之中国的翻译家大多以做翻译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因而翻译中往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缺乏先进的翻译思想作指导。

二、异化法将主导21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的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的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Venuti 1995:20)异化法因其力求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及原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因而在传译世界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优秀文化,加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学习借鉴及交流以打破西方英语国家文化统治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刘全福,2010:147)

20世紀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迎来一个新的伟大转向--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后,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解读原语文本中的文化现象以及如何帮助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民族间传递成为译者的首要任务。在笔者看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主张在21世纪的今天有更大的实践意义。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指出:美、英等英语国家所采用的归化或称透明译法,就是抹煞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的文化个性,把它们都“归化”到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去,巩固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等等。然而,自从21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日益频繁,世界着实成为一个“地球村”。当今的世界文化形势便是:英语国家的文化统领地位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的文化输出显著增强,其文化影响力也明显增大。就整个世界而言,多数人不希望英语国家文化的“一枝独秀”,各民族文化竞相发展实现“满园春色”才是世界人民的文化期待。要实现这一点,异化的翻译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据此,笔者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将主导21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

三、异化法与深度翻译将成为“黄金搭档”

深度翻译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 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的。他指出:“所谓深度翻译,亦称厚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是指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实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认为,深度翻译方法能使读者回到翻译文本产生时的时代,理解文本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产生对边缘文化的尊重和对英语文化优越感的抵制。我们知道,异化法的使用在语言层面上会带来许多外来词,如上文提到的“honeymoon”一例;在遇到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 loaded words)时,除了采用异化法外,译者经常还需添加注释与评注,也就是深度翻译。比如,在翻译含有”Satan”一词的英文句子时,译者除了把它翻译成“撒旦”外,往往还会解释它的由来,大致介绍《圣经》中有关“堕落天使”魔鬼撒旦的神话故事。这样做是为了让不了解西方神话故事的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作者的表达意图,也能让读者增长自己的文化见识,有利于国与国,民于民之相交。有的译者可能以为采取异化法再加解释说明的深度翻译实在费时费力,倒不如直接将其归化翻译成“阎罗王”。殊不知,虽然“撒旦”与“阎罗王”都可表示魔鬼,但因为“阎罗王”本是佛教、也是中国冥界的主管,译者若将其放在译文里,好像基督教与佛教“共用”一个魔鬼。其实,基督教的魔鬼是撒旦,这两个魔王是不可混淆的,否则势必产生误导作用。可见,在遇到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时,异化法解决了传译原语文本中的“异质因素”,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传播,而深度翻译则解决了异域文化在目标语文化的理解与接受问题。这样一来,异化法与深度翻译双管齐下,达到了译者希望通过译文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异化法和深度翻译这组“黄金搭档”将把21世纪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推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刘全福.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3]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C].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5]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

[6]Kwame Anthony Appiah:Thick Translation[A].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C].Routledge,2000.

[7]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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