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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研究

作者:李嗜成 万月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论文栏目:管理论文     更新时间:2019-10-03   浏览

李嗜成万月

摘要:“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主要是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产能合作是发挥中国与东盟各自的比较优势,而非简单的落后产能的转移。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目标是构造一个地区的价值链,让更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促进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园区是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产业聚集效应,带动当地产业的协同发展,是一种有效地产能合作模式,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蕴含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产业聚集;产业园区;产业转移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的倡议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积极响应和支持。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新常态下,对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产能合作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强调不同国家利用各自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通过产能合作把中国优势产能、先进装备制造以及工业化经验,同东盟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需求对接起来的,既有利于东盟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又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一、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背景

当今世界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形式复杂难以预测。东亚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东亚经济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东盟“10+3”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经济合作一体化,在现有经贸合作基础上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合作让每个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来,有利于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分别于2004年签订了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签订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签订了自贸区《投资协议》。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到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全面结束,自贸区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拥有19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于提升东亚区域整体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与东盟相互不断开放市场,双边的贸易额迅速攀升。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东盟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也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的贸易额从1990年的70.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 148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约73倍。截至2015年底,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额累计超过1 6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投资总额累计达570.8亿美元,发展成为东盟的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国。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设立共同目标,到2020年中国和东盟贸易总值提高到1万亿美元。

二、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形成的基础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的共同原则,发挥中国与东盟各自的比较优势,鼓励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到东盟投资,同时也鼓励东盟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来中国投资。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产能合作,对接发展战略,有助于推动双方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互惠和共同繁荣。

中国根据自己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出了包括铁路、钢铁、有色金属、汽车、工程机械、电力、化工、轻纺、通信、建材、航空航天、海洋船舶等在内的12个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确立了产能合作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是企业主导。国际产能合作采取的是“企业为主,政府为辅”运作方式,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做好引导工作,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性作用;第二是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产能合作不是把我国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国外,产能合作重视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的承受能力和有利于所在国能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的目标;第三是双向开放。国际产能合作依赖于各国之间对于贸易、对于投资的开放,共同塑造开放环境。既包括中国向国外输出我们的优势产能和优势技术,同时与鼓励东盟各国在中国投资,向中国输出他们有优势的产能。

中国的铁路无论在总的运营里程方面还是最新的高速铁路技术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占全世界60%,全世界60%的高铁在中国,中国高铁的建造、管理、运营、维护以及各种设备、系统的集成方面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竞争力,所以铁路合作是我们国际产能合作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当前阻碍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主要障碍正是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改善东盟与中国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发展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也是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无论是总的发电量还是整个装机容量也都是属于世界第一位的,中国各类的电力,各种火电、水电、核电、光电,建立非常完整的系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电力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障民生的基础,而目前东南亚还有很多国家电力的覆盖人口比例不高,存在电价过高,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这对双方都是互利共赢的领域。

制造业领域。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有很强的优势。例如,在轻工、纺织、食品、消费品、机械、机电设备、汽车制造等领域中国都积累了很強的竞争力。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尚处在工业化初期的东盟国家进行深度合作潜力很大。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将对大多数工业基础薄弱的东盟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东盟各国由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水泥、钢铁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受制于当地产能发展水平的限制,钢铁和水泥的产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以东盟人口最多的印尼为例,近10年来印尼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需求不断增加,带动了国内水泥、钢材需求量的不断增长。虽然印尼国内生产水泥用的石灰石资源的丰富,但由于当地产能发展并不充分,导致产量无法满足印尼本土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据统计印尼每年水泥缺口达800万吨。另外,印尼作为全世界钢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近几年钢材年均消费量增长率高达10%以上,由于印尼本国钢铁产能有限,国内钢铁自给率却不足65%,供给能力不能适应印尼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减速,而中国的钢铁和水泥行业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关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水泥行业和钢铁行业有较大的产能合作空间。

三、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实现途径:产业园区建设

产业园区建设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产业园能够产生产业集群效应,成为推动我国企业“抱团走出去”,确保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实现资金安全与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方式之一。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走出去的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一带一路”深入、可持续的发展有待于国内的大量的中小企业走出去。产业园区模式对中小企业的走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中国与东盟正大力合作建设的重点产业园区包括:

1.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由中国红豆集团联合无锡华泰公司、柬埔寨国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资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2016年10月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备忘录》以及柬埔寨正式颁布的《2015-2025十年工业发展战略》都将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合作项目列为重点推进项目。目前西哈努克港特区引入来自中国、欧美、日韩等国家包括纺织服装、箱包皮具、五金等116家企业,其中包括90多家中国企业,从业人员达到了1.7万人,西哈努克港特区累计实现总产值4.34亿美元。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地区抓住中國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机遇,与柬埔寨发展需求有效对接。通过建立政府牵头,企业为主导的机制,为企业搭建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不仅为中国优势企业走出去,实现了产能合作平台,搭建了发展的平台,也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借鉴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现互利双赢,使这个项目获得到了两国领导人高度关注。

2. 泰中罗勇工业园区。泰中罗勇工业园区是由中国与泰国两国企业合作开发的主要面向中国投资者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园区的产业定位吸引汽配、机械、建材、家电和电子等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入园投资。同时,园区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目标将其打造成中国优势产业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中心与制造出口基地,形成融制造、会展、物流和商业生活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园区。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利好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优势产业企业进驻产业园区投资兴业。有利地推动了中国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促进了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截至到2017年,共计有100家中资企业入园,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机械电子、摩托汽配等相关企业。罗勇工业园带动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已超过29亿美元,累计实现工业产值超100亿美元,并为当地创造了近3万多个就业岗位。泰中罗勇工业园所在的泰国罗勇府一跃成为泰国工业重镇,成为了泰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府。

3. 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财团共同出资建设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开创了“两国双园”国际园区合作新模式。成为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以园区为载体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截至2017年7月,入驻钦州产业园注册企业150多家,已有80多个产业项目落户园区,总投资超过400亿元。其中包括港青油脂项目已竣工,慧宝源项目一期、鑫德利光电科技项目已经试投产,保利协鑫分布式能源项目、凯利数码项目已经开工,一大批新引进项目如3D打印、5G天线、大酉电机等即将启动建设。

关丹园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重大规划项目,目标将园区打造成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示范园区。园区重点发展以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石油化工工业,电气电子信息工业等双方具有传统优势的工业,以及港口物流、金融保险、科学技术研发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园区吸引了大批中国优质企业入驻。包括:陶瓷龙头企业仲礼集团计划投资约5亿美元建设轻工产业园;中科恒源科技股份公司计划在园区投资建设中科恒源在东南亚的制造和工程基地;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与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年产350万吨联合钢铁项目等。

中马“两国双园”模式充分发挥两国的资源禀赋,正在以港口、产业、园区良性互动的方式,发展成为中马两国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为中国投资者进入东盟市场,以及东盟企业走向中国市场提供很好的渠道。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效果。

四、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面临的挑战

1. 东盟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高。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出加强产能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周边国家可能产生了很多的误解,担忧中国借产能合作之机把污染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正在经历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周边省份例如河北和山西等地的钢铁、煤炭落后低端产能过剩。这更让东盟国家产生了误解。担心中国现在因自身面临着环境污染压力,因此希望把钢铁、水泥、玻璃这些工业和产业搬出中国。

2. 东盟国家产业配套落后。东盟国家普遍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配套不是很好,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因此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兴业,许多中间产品需要从中国、日本、韩国等进口,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在产业园的发展,如果缺乏相关的产业配套发展的话,产业园吸引力和后续的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因此中国企业在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产业园的过程中,要注意与当地的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了解熟悉当地的产业规划。中国企业可以按照当地的产业规划来进行产能合作。

3. 产能合作较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迅速发展,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域外大国的干预。南海问题最近是一直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障碍之一。背后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更增加了本地区的复杂形势。南海问题一度是中菲、中越之间经贸关系发展受阻,同时影响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信任关系。

4. 东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东盟不少国家都存在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设施陈旧、运力严重不足问题。还有部分东南亚国家雨季降雨量普遍较大,容易受水灾影响,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较大影响。另外,东盟许多国家存在供电不足,电价过高的问题。例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的电力工业落后,通电率比较低,经常停电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国家资源储量丰富,但受限于当地开采技术和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特别是需大量进口油气资源,导致其能源供应紧张,电力不足。比如,印尼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由于交通不便和电力供应不足,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五、 结论及建议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中国与东盟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和产业结构互补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双方产能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产能合作领域不仅仅包括传统行业,更包括新能源、装备制造、高铁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

中国与东盟加强产能合作目标是构造一个地区的价值链,有助于东盟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处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阶段的东盟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之下考虑各种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能有效地促进东盟各国当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产业园区作为产能合作的重要实现途径,發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未来产业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要向产业集群、完善的产业链发展。另一方面,园区发展要注重园区特色化、专业化。

产能合作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国应该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该依靠科技、创新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由于东盟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中国与东盟开展产能合作需要加强区域内部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改善区域内部的营商环境。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是困扰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一大障碍,域外大国插手地区事务,给地区合作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区域合作面临挑战,但是从长期来看合作与发展仍是主流。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需要共同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创互利合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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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嗜成(1984-),男,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万月(1988-),男,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

收稿日期:201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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