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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作者:张亮亮 刘小凤 陈志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论文栏目:管理论文     更新时间:2019-10-03   浏览

张亮亮刘小凤陈志

摘要: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动力。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对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概念进行辨析,总结数字经济的特征及发展态势,剖析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关键基本问题,并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强国;发展战略

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显著。数字经济既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又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要建设数字强国,建立相应的现代产业体系,应重视全球数字竞争中科技和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破解数字经济发展瓶颈,构建数字经济创新和发展政策支持体系。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关键基本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 数字经济的内涵。自泰普斯科特1995年在《数字经济》一书中最先提出“数字经济时代”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政产学研各界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内涵并无统一认识,从而难以测度数字经济的规模、辨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影响。美国商务部先后出版《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新兴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2000》《再度崛起的數字经济》等多本数字经济年度报告,从有利于统计和测算的角度来界定数字经济概念。英国学者Miller和Wilsdon(2001)则认为数字经济不应局限在技术融合及电子商务层面,将其理解为一场技术革命,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同国际相比,国内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较少。媒体及许多地方政府也经常将几种概念等同使用,研究者也大多认为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各自从某一特定方面来反映经济的特征,仅是提法不同,没有实质区别(例如:乌家培,1998;张新红,2016等)。

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化技术提供产品或服务,是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与数字经济并不相同,主要体现在:首先,从三种经济形态的广度来看,网络经济与互联网+的兴起密切相关,更多指生产方式的变化,更强调计算机网络的作用,并将基于国际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作为核心内容。信息经济涉及与生产、分配信息商品及服务相关的经济活动,强调信息要素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投入和产出的同时,又作用于生产过程。而数字经济则突出了整个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数字经济更加关注数字化的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属于信息经济的一部分。在概念的广度上,信息经济大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又大于网络经济。其次,从三种经济形态出现的顺序看,“数字经济”只是当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时,对即将或者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形态的称谓。信息经济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而网络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加速了人类向数字经济时代过渡,数字经济是在之前的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否定。

2. 数字经济的特征。总的来看,数字经济可分为四个基本分层,包括技术层、要素层、产业层和治理层. 从实际测度的角度,数字经济具体产业范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狭义的信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二是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叉和融合部分。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四大主要特征:一是数字化。数字技术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全部环节,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促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二是效率性。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经济活动更少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制约,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产品开发和价值创造快速迭代;三是普惠性。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技术使经济增长、就业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平台成为数字经济惠及企业及个人用户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均从中受益。四是融合性。数字化导致产业融合、产消融合。在供给侧,数字技术在产业间高度渗透,信息技术产业与三次产业的细分行业日益融合,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不断涌现,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在需求侧,数字经济下的商业模式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广泛参与到产品价值链中的研发、制造和营销等环节,消费者变为“产消者”。

二、 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

1. 总体发展态势。从技术进展看,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加强大、5G网络和卫星网络技术的产业化,以及物联网技术及操作系统的新突破将推动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块链、生物识别、VR/AR等多种数字技术的成熟,新技术的跨界融合趋势最终还将导致数字技术与航空、材料、生物、能源等融合之后产生未知技术。

从产业发展看,家庭部门在经济上参与的广度、频度和深度日益提升,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决策完全以用户为中心,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各种数字技术大面积渗透到传统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各个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其创造的行业价值。

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看,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数字经济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并纷纷出台各自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促成通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总体而言,随着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取得突破,尽管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着一定的负外部性,但数字经济也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2.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规模大、增速快、渗透不均衡。2015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就如何应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作出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在国内,“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国际上,倡议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索建立多边、透明、包容的数字领域国际贸易规则。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总体上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渗透不均衡”的特点。

从规模看,中国数字经济增长迅速,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从产业分类的角度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数字经济规模,得出我国2016年的数字经济规模达22.4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腾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则利用“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建立回归模型,由此估算出2016年全国数字经济总体量大约为22.77万亿元。由于对数字经济的边界认识不同,测算规模的方法也各有优劣势,加之我国ICT技术与相关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期,数字经济规模难以准确衡量。渗透度方面,地区渗透和行业渗透均呈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从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看,截至2017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东西部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与国外相比,渗透的广度在总体上已经初步具有比较优势。但数字化技术渗透的深度仍有待提高,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2016年排名世界第25位,大大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诸如机器人普及率等一些主要的渗透率指标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果将数字经济分为信息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经济智能化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当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以中国的市场容量和發展速度来说,数字经济的规模未来肯定是世界首位,因此,过多关注数字经济的规模,意义不大。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应重点聚焦于如何提高数字化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渗透度、提升数字经济对我国发展新动能的贡献率。

三、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窗,如果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认识不够,依然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思考问题,将难以解决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难题。总体来看,未来数字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将总体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中国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1. 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指导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分类界定涉及数字经济的统计问题,是研究数字经济的基础,但目前对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并无统一认识,从而既难以准确认识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既有研究惯于用数字经济产出在GDP中所占比重或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来认识和判断其发展状况,但这仅能反映数字经济的一个侧面,究竟应如何度量数字经济?二是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注重于对发达国家与我国现状的比较,鲜有关注数字经济下治理创新方面的研究。数字经济下大量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对已有经济学理论和治理理论形成挑战,亟需理论研究者作出回答。

2.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同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突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应具有相应的调整。但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领先于制度规范,传统工业经济的治理制度和体系的改革过于滞后。一是信用体系的全面确立。当前中国尚未确立起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大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已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二是新型产权问题。数据的开放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形成严重冲突,同时,数字经济的海量数据及创新迭代快速等特征使得传统的知识产权管理方式失灵,如何确立数据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三是如何在激励与规制中取得平衡?比如税收政策中,对小微企业征税时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及平台的责任界定问题;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本来就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要求规模效应,怎么认定垄断?传统的规制工具已不适用,亟需作出调整。

3. 数字经济的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和规范滞后于数字化创新的时代需求。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对其产品与服务的标准规范的前瞻性、及时性要求更高。一是数字经济下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会导致人身安全等问题。例如由于智能设备异质化、结构扁平化和设备接入的海量化,车联网中的汽车极易受到远程攻击。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往往会引发文化、社会伦理和认知等层面的巨大争议。以大数据产业为例,即使在数据交易与应用前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但从技术角度看,看似不泄密的数据也可以通过信息挖掘转化为能够辨识的个人隐私信息。三是工业经济时代,我国在国际标准、规范制定上一直处于被动局面,需在数字经济时代抓住机遇,掌握更多领域标准规范制定的主导权。

4. 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面临潜在的“数字北约”威胁。发达经济体间信息和数据流的连接程度是新兴经济体的九倍,而欧洲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在所有大洲之间最为密切,美国从欧盟进口的数字赋能服务中一半以上用于生产美国出口产品,反之亦然。欧美双方互为彼此最大数字贸易伙伴,美欧双方极可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联手构建“数字北约”,从而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2016年,由谷歌、亚马逊等40家科技公司组成的美国互联网协会就曾向当时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发出公开信,建议美国应积极与欧盟磋商建立跨大西洋数字一体化市场,试图进一步掌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

四、 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点

1. 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已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产生挑战,比如经济学理论追求充分信息,然而数据的开放共享却会导致隐私保护问题;再比如信息消费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但如何界定并统计存在理论上的困难。加强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研究,首要的是在数字经济的内涵、分类等基本的界定以及数字经济的统计口径、规模测度等方面取得共识。以此为基础,在宏观经济、公共选择、产业规制、公司治理、消费者理论等各个领域,深化现有理论对数字经济下的发展问题和规制问题的认识,为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决策和消费者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2. 发展和规制并重。信用制度和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基本制度。与传统工业经济相对封闭的信息流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海量数据恰好成为健全信用和产权制度的基础设施和有力武器。中国需抓住机遇,一方面加快征信机构和征信数据库的建设,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建立系统的信用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明晰数据产权。数据带来的产权确认、隐私保护等问题已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要瓶颈,亟需对数据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建立健全数据保护的制度体系,在发展中加以规制,促进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3. 苦练全球数字竞争的“杀手锏”,掌握数字经济新标准制定主导权。只有及时制定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规范,相关数据、资源才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细分领域的开发工作才不会出现重复和浪费。同时,在数字经济标准制定中需注重掌握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我国如何在全球数字经济新标准制定中掌握主导权?针对此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全球数字竞争中,中国应追求非对称发展,苦练自己的“杀手锏”,比如,大力强化5G等领域的优势。中国在提出规则后,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另一方面还要加速培育全产业链,大力发展车联网、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尽快实现城市商用。

4. 利用好“一帶一路”建设的重要机遇,强化与欧美的数字合作。尽管美国和欧盟之间具有构建跨大西洋数字一体化市场的可能性,但双方也存在激烈竞争,同时美欧合作还面临欧盟的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欧盟数据保护政策、欧盟—美国隐私保护法案以及英国脱欧等难题。中国应利用机会,加强与欧美的发展战略对接,并在增强同美国的数字合作的同时,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重点强化与欧盟、英国等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推动中欧信息基础设施合作和数字技术联合研发,建立中欧数字经济领域的常规对话机制,开展中欧数字合作试点城市和示范项目,加快推进“中欧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参考文献:

[1] 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 New York: McGraw-Hill,1995.

[2] 姜奇平,等译.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报告[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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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冰之,朱娟英,译.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美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02-2003合辑[Z].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6] Miller P, Wilsdon J. Digital Futures-An Agenda for a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J].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2001,8(3):275-280.

[7] 张新红.数字经济与中国发展[J].电子政务,2016,(11):2-11.

[8] Hamilton, Daniel S.The Transatlantic Digital Economy2017: How and Why it Matte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20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评价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号: 71333001);科技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项目号:ZLY201613)。

作者简介:张亮亮(1981-),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创新、数字经济;刘小凤(1986-),女,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人,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陈志(1978-),男,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创新。

收稿日期:20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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